宁德治吏：看习近平惩治贪腐的“初心”之源

前者可称之为宇宙心，后者可称之为个体心，佛教哲学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超越染心而实现清净心。

天人合一境界就是圣人境界。中国哲学所说的意志、意向，是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，它是情感意向，不是观念意向或别的什么意向。

康德的重点仍在理性，中国哲学的重点则在实践。在提高心灵境界的同时，发展客观的理性精神，这样才能解决心灵的自我发展问题，从而也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。《尔雅》曰：樕樸，心。枣、棘之类，初生时都有尖刺，其发育生长即见于尖刺，故名心。因此，理学家便在寂然不动之后，加了一句：万象森然已具。

天地万物之故即所以然，虽可以思虑推致而知之，但那不是主要的，与自家身心性命没有多大关系。它妨碍了认知理性的发展，也缺乏竞争意识。但是，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，理性由思辨理性转变成认知理性，进而变成工具理性，当今则称之为智能，即单纯的认识能力。

[5] 其实，即使是主理派，也不是理与情感截然分离的理性主义者。表面看来，他是公开主张无情的（这也正是庄子语言的特色）。理性的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的。有人将天命解释成必然性，即道德命令，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，命字确实有命令的意思，天命似乎是一种无言的命令。

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情感，是一种情态、情趣、情志和情操、情怀，是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浑然一体的自由境界。牟宗三先生不同意儒学即是人学这个说法，主要理由是，儒学也讲宇宙本体论，也讲宗教问题。

这是一种极度悲怆而又极具吸引力的情感世界。但庄子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，这就是超越世俗的天地之情，能与天地精神往来。前者以墨家、名家为代表，后者以儒、道、佛为代表。人与世界的关系，不只是认知关系，人不只是认识主体。

他们既是玄学家，又是情理中人，而不是沉溺于情欲之中的怪诞之人，时人形容为孤松、玉山，很能表现嵇康的情志与人格。他们认为，伦理道德完全是由情感决定的，情感是纯粹私人的、主观的，这样一来，伦理道德就失去了客观普遍性。与此相联系的是，在儒家哲学中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，比如理性问题、知识和认识问题、意志问题、欲望问题，等等。人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，因此人有不忍之心（朱子语）。

但科学有很大的局限性，科学告诉我们的世界是不完整的。但是，就全部中国哲学而言，如果按照类型进行划分的话，那么，可以说有两大类型，一类是知识型的，一类是境界型的。

神明指特殊的认识能力或智力，五情泛指人的情感，二者都是人所具有的，只是圣人之神明茂于常人，故能体无（本体），而圣人之五情则与常人没有区别。这里所说的哲学问题，不是指哲学中的某一个问题，或哲学中的一个分支（比如美学或伦理学），而是指哲学的核心问题或整个哲学的问题。

牟宗三先生则将嵇、阮二人进行了区分，将嵇康归之于玄理派，而将阮籍归之于浪漫文人。康德虽然批判了理性的独断，提出意志和情感的问题，并确立了认识的主体原则，但这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，而是引起了更大的争论。这并不是以善取代美，也不是以美取代善，而是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情感哲学 。[3] 牟宗三：《才性与玄理》，第125页。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。

这里所谓境界，就是心灵超越所达到的存在状态，可视为生命的一种最根本的体验，这种体验和人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所谓情感本身就是理性的，如陆象山的本心说与王阳明的良知说就是代表。

这种相对主义伦理学与分析哲学家的元伦理学看起来不同，前者用情感说明伦理，后者用语言说明伦理，前者是价值相对论，后者是价值中立论，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取消了普遍有效的伦理价值。嵇康之任心，是任真情之心。

目的论是一个弱的理论，不是强的理论，天人授受之间有一种目的性的关系，人有善心善性，这是人的目的，但能否实现全在人自己。可以说，嵇康之玄远，是情志之玄远。

但是，在美学领域，情感则起决定作用，审美鉴赏只能由情感决定，而与概念、范畴无关。至于以智慧为根本特征的哲学即严格意义上的哲学，则无不将情感排除在外。儒、道两家都讲真情，而且讲原始的本然的本真之情，但是道家更侧重于个体的生命情调（包括审美情感），儒家更侧重于个体的生命关怀（包括道德情感）。凡有真情之人，都有孝心，阮籍和嵇康一样，都是至孝之人，其母去世，几至毁瘠骨立，殆致灭性[11]，说明他的孝完全出自内心真情。

如果从概念或观念上说，情与性与理是有区别的，至少在言说上是不同的（如陆九渊的言偶不同尔），但观念、概念只是认识的工具，语言只是认识的中介，而所谓认识，也是存在认识，不是对象认识，是存在的显现、显露，不是获得知识。到亚里士多德，则明确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。

有人说，道家并不重视情感，道家哲学是非情感的甚至是反情感的。如果真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说，就没有必要谈境界了。

宋明理学讲形而上学，性理是形而上者，是天之所命，毫无疑问是先验理性。但是，在审美鉴赏中既然没有共同的概念（认识），那么，有没有共同的审美判断呢？康德认为是有的，这就是共通感或共同的情感。

它是理性的，是说它具有客观必然性、普遍性，但不是纯粹形式的，不是远离感性经验之上的理念，它就存在于情感之中，或者通过情感活动体现出来，所以它是有内容的。与西方哲学形成对照的是，中国的儒家哲学不仅赋予情感以特殊重要的地位，在人的存在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，而且并没有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，而是寻求二者的统一，并由此建立起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德性之学。名者逻辑概念也，亦即认识也，从本体论上说是实在论的。在他看来，将伦理建立在人的同情心之上，这是一个自然原则，人类的正义原则就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。

因为情感，且只有情感，才是人的最首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。只有在感性和道德情感达到一致的场合，真正的鉴赏才能采取一个确定的不变的形式。

牟宗三先生将境界形态与存在形态作了区分，认为境界形态是属于认识的，为水平线型[2]，而存在形态是属道德之体性学的，为垂直线型[3]，据此，他认为佛、道哲学都是境界形态的，而不是存在形态的，只有儒家哲学不只是境界的，更重要的是存在型的，因此能建立道之客观实体而实现主客观性统一之规模[4]，他把境界看成只是主观的、空灵的心灵状态，只与认识有关而与存在无关，又把存在问题与实体论等同起来，认为存在就是实体，这就把儒家归之于道德实体论。总之，儒家的德性之说是理性主义的，不是非理性主义的，但在他们的学说中，所谓理性不是西方式的理智能力，而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性理，这性理又是以情感为内容的，因此，它是一种具体理性而非形式理性、抽象理性，是情理而不是纯粹的理智、智性。

道术就是超越世俗人生的自然，亦即庄子所说的不以人灭天之天，这是保证人情得以顺遂从而实现自由的根据。当然，王弼是以理主情论者，主张性其情，即以理化情、以性化情，使情感理性化。